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娱乐新闻 >

91岁老太临终前说出一起民国悬案真相:我就是那个军火大盗

发布日期:2022-01-13 14:21   来源:未知   阅读:

  从1937年起,撤到关内的东北军各级营地,经常发生军火库严重被盗现象。每次清查军火弹药数量,总会发现很多武器和弹药根本对不上登记的数字,而且缺口巨大,就算去除日常消耗,也完全没法对得上。

  而另一边,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在与日军的对战中陷入弹尽粮绝的时候,屡屡收到“从天而降”的补给。当时日军经常收到情报说八路军已经没有弹药,准备发起强攻。但当他们向前攻击的时候,却受到八路军猛烈的还击,日军死伤惨重,八路军根本不像弹尽粮绝的样子。

  日本的情报系统,最后发现这些支援八路军的军火,都来自东北军的军火库。而这边,也开始追查是谁将大批的军火送给了八路军。

  1938年,东北军军火频繁失窃的消息传出,当时的报纸争相报道此事,将其称为“民国最大的军火库被盗案”,扬言定会将“军火大盗”缉拿归案,日军暴跳如雷地立誓要将给八路军提供军火的人碎尸万段。

  但任凭怎么调查,都没能查出偷盗军火的人。即便是在调查期间,东北军还是经常发生军火被盗事件,这事就成了一桩悬案。

  一直到1940年,才将“军火大盗”的线索锁定在一名军官太太的身上。他们包围并打伤了这名军官太太,将她抓住。不过没多久,这名太太就被救走,从此消失在国民政府的视线下。

  当年听说过一系列“军火大盗”悬案的人们,都说这是一位女侠作为,是一名“红色大盗”。在八路军困难时期出手相助,“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没人知道她姓甚名谁,随着当年听故事的人逐渐逝去,听说过她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少。

  1995年末,一位住在辽宁省委干休所8号楼的91岁老太太,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当守在床边的侄女问她“有没有什么要交代我们的”的时候,她颤颤巍巍地说出了50多年前一系列悬案的真相:“我就是和日本人一直想抓的那个‘军火大盗’!”

  她当年是如何成为一名“红色大盗”的呢?又是如何在眼皮子底下,将运送到八路军防区的?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却鲜为人知。

  1904年,高崇德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胡家镇小荒村,父亲在她8岁时离世,只剩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艰难度日。在那个草莽年代,社会动乱,而年幼的高崇德却性格倔强,不喜欢女红,爱听狭义故事。憧憬着有一天能像穆桂英、花木兰等人一样,披荆斩棘,铲除天下乱象。

  这个性格也让她成了村里女娃娃中的异类,虽然有不少人来提亲,但她都没看得上的。一直到了20多岁,她的婚事依然没有着落,这个岁数在当时已经算是“大龄剩女”,这让母亲很头疼。

  高家的“老姑娘”终于在1928年将自己嫁出去了,亲友们纷纷来看能被这位侠女看得上的男的长什么样。

  看到新郎后,亲友们才知道,高崇德找的如意郎君是一位东北军驻黑山的第16旅的营长,名叫吕正操。吕正操也是贫苦农家出身,1922年参加东北军,第二年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深得张学良赏识。毕业后,吕正操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随后成为张学良副官、秘书,是少帅身边的亲信,在东北军中可谓前途无量。

  吕正操在黑山县因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高崇德,随后被这个女生的英气吸引,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婚后,高崇德也不像其他军官太太一样,天天在俱乐部打麻将消遣时光,而是喜欢跟着丈夫到训练场上去打靶。在丈夫的调教下,她的枪法越来越精准,不少男兵都不是她对手。

  不少东北军的军官,都知道吕正操的夫人,是个“神枪手”。而当吕正操成为张学良副官后,高崇德的身份也随着丈夫的职务而变得举足轻重。因为要找吕正操办事的人太多,很多人会另辟蹊径,找到高崇德帮忙。因此,当时东北军里营级以上军官,她基本都认识。

  而对于找来帮忙的,只要不违反军纪,她都愿意帮一把,这让她一个无军职的女人,在军中却有很多的熟人和交情,也为日后偷运军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命撤到关内。当时吕正操担任的是东北军53军116师647团的团长。虽然只是个团长,但毕竟是少帅亲信,所以在军中地位很高。吕正操和高崇德夫妻俩对东北军撤到关内有些窝火,觉得就这么丢了东三省,脸上无光。

  于是,在丈夫忙于军务的时候,高崇德也没闲着,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团体,每天跟着团体到街头贴标语,发传单,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向日本人讨回东三省。由于她的热情和军官夫人的身份,她在团体内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不久就成为团体的头目之一。

  也就是在这时,抗日救亡团体里一位姓王的先生,见这位军官太太满腔的救国热情,于是在与高崇德探讨团体活动的时候,不断向她传授的抗日救亡主张。高崇德对于这些主张,十分认可,不断向王先生讨教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位先生当做了自己的思想领路人。

  1935年秋天,王先生将一本名叫《陶洛斯上前线》的小说,送给高崇德。并勉励她,做“中国的陶洛斯”。这本小说,写的一个叫陶洛斯的苏联姑娘,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奔赴前线的故事。

  王先生的话,完全击中了高崇德的内心。她从小喜欢看侠义故事,而当时家乡东北被日本人占领,陶洛斯的故事,激起了她内心为抗战、为国家做更大贡献的决心。

  没多久,吕正操的部队被调到河南,高崇德也随丈夫部队来到这里。一天,许久不见的王先生来到吕正操部队找到高崇德,希望她能利用吕正操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关系,在河南新乡建立一个留守处,专门负责收留被战争打乱的东北军散兵。

  高崇德十分赞同这个提议,于是在去新乡的途中,就遇到了不少东北军的散兵,她将他们收留下来,组成了一支运输队。

  散兵一听是吕正操的夫人在组织,十分信任地加入了队伍。为了养这支队伍,她不得不典当了自己的首饰和贵重物品。最终她以吕正操团留守处的名义,召集了300多名东北军士兵。

  1936年,吕正操没有按命令南下,而是正面阻击日军。这被视为严重的抗命,为了提防吕正操投敌,下令驻军扣押高崇德和吕正操部的家属。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刻,高崇德凭着以前在东北军的关系和面子,直接赴53军军部,向军长万福麟说明吕正操是在抗日,不会投敌。万福麟和吕正操、高崇德夫妇也是老熟人,之前在东北,他就没少找这对夫妻帮忙,而这次吕正操违令,在他看来并不是多大的事,只是高层下令要扣押。

  最终,在万福麟上下活动后,高崇德和随军家属,在被“扣押”几天后释放。重获自由后的高崇德,带着家属和组建的运输队,来到陕西渭南一带活动,他们自己筹建了缝衣厂,不仅自己自足,还为前方吕正操部队提供后勤支持。

  1937年下半年的一天,久未露面的王先生又来找到高崇德,并对她说:“我领你去见一个人。”

  “见了面了。”虽然都不知道这位王先生的真名,但高崇德依然觉得他十分可信,于是跟着他去到了一家书店的后房。

  刚进门,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就向高崇德伸出手,“我叫林伯渠,欢迎你吕夫人!”

  高崇德听完后心中一惊,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早已闻名已久的中共领导人,于是急忙握住了林伯渠的手,“我早就听过先生的大名了。”

  林伯渠对于高崇德的行动和思想,也掌握得比较详细,对于她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向她介绍了的军队正在积极准备,随时开赴抗日前线。

  高崇德在听完后,十分激动地请缨,希望能带着她的运输队加入八路军,去打鬼子。不过林伯渠拒绝了她的请求,略作思索后表示: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它比直接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更重要。从现在起,你要通过你在军队里的特殊身份,想办法为八路军偷运出一些军火弹药。你要记住,你的身份决不可以暴露,不要与其他人联系,直接由我领导,具体事宜跟八路军陕西办事处的主任伍云甫联系。你千万记住,这项秘密工作很危险,切不可以大意,就是连你最亲近的人也不要让知道。”

  虽然当时已经进入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但给八路军的人员编制不够,军饷武器补给也严重不足,所以八路军经常需要自给自足。吃饭问题还好解决,但这的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崇德第一次实施了偷军火的计划。她将目光放在了53军的军火仓库。她本来就在吕正操团的后勤负责人,给丈夫的团补充以前也常常由她经手,于是她以给新兵配装备为名,大摇大摆地前往军火库提货,也没人怀疑她。

  而之前在后勤的运输队,这时候也派上大用场,他们将军火提出后,偷偷运往八路军防区。后来随着八路军对军火需求越来越多,正当到军火库提货的理由没法再继续使用,她干脆找到看守军火库相熟的将士,爱钱的靠钱开道,有救国理想的靠民族大义说服。军官太太的身份,让她早就与东北军内上上下下都混得很熟,对方或多或少也会给她几分面子。

  于是,高崇德的运输队又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近东北军各个兵营的军火库,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理由和借口,将军火调出。

  1938年,东北军的军火库相继被查出武器弹药“被盗”现象,这引起了中央委员的高度关注。他们派出调查组,调查发现被盗军火数量之大,是军队前所未有的,这让高层震怒,表示一定要将“军火大盗”缉拿归案。当时报纸将这一案件称为“民国第一军火失窃案”。

  日本方面,在得知消息后,也对情报系统发出了追杀令,希望能铲除八路军的这条补给线。

  看到在严查军火被盗事件,高崇德沉寂了一段时间,并将部分守军火库的士兵和军官提前送去投奔八路军。调查组查了一段时间,依然一无所获,因为东北军中的军官,虽然当时被打乱分散在军中,但对高崇德依然有几分情谊,在调查中常常会替她遮挡线索和开脱。

  最终,一系列的军火被盗案就成了一桩悬案。当风声渐小,高崇德又开始筹划偷盗军火库的计划。不过见已经有了警惕,这次得找个合法合规的身份才行。

  刚好这时吕正操的部队在前线也遇到很多麻烦事,写信回来让高崇德想办法解决。当时吕正操的部队为了避免被“肢解”,已经宣布脱离东北军,自立为“人民自卫军”。但没有了编制的吕正操部队,在各项补给上也没有了保障。

  高崇德见信后,马上找到林伯渠商量。当时吕正操已经加入了,而且他的部队也属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林伯渠同意高崇德的计划,让去找的熟人帮忙解决。她先找到了53军副军长黄显声,筹到钱购买了两部电台,接着又找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陈述吕正操部在前线的艰辛和急需番号的紧迫。在高崇德的努力游说下,程潜批准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为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并委任吕正操为上校支队长,高崇德任该支队的留守处长。

  每次从军火库搞到武器弹药,高崇德总是提前联系好线路,并经常亲自护送出去,表面上她是将武器送往丈夫的部队,但实际上过八路军防区就会将大批武器卸下。在运送军火的过程中,她也结识了我军许多高级将领,朱老总夸她是“红色军火大盗”。

  1939年,高崇德在运送军火返回,途径晋东南太行山时,被几个八路军拦住:“请问是高粱同志吗?”

  这是高崇德与八路军高层约定好的化名,只有领导层才知道这个名字,见高崇德点头后对方接着说:“我们刘师长请您!”

  到了驻地后,高崇德才知道是八路军129师师长请她。刘师长请高崇德一行吃饭,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之前捡到几个东北军的小山炮架子,可是一直没有炮弹,都快成废铁了。你有门路的话帮我们搞点炮弹,哪怕四五发也好啊,另外再帮搞点子弹来。”

  高崇德答应了下来,在的军火库里到处搜罗,最终偷出20发炮弹和两万余发子弹,并亲自护送到129师。这一路艰难至极,运输弹药要通过几道封锁线,要躲日本人的飞机,还要躲的盘查,遇到只能绕道而行,所以走的路程比正常情况要多几倍。

  再加上当时没有什么运输工具,全靠人背肩抗,为了避免被敌人发觉,还得分散行动,一路走下来,参与运输的人都如同扒了一层皮。而高崇德也从出发时的120斤,瘦得只剩下80斤。

  高崇德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这是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留守处的驻地,跟你们有什么相干,来看什么地形?”

  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高崇德凭借多年的经验,觉得这几个人不对劲,让大家小心防范。

  果然当天晚上,预备三师的人就将高崇德的驻地包围,突围时高崇德身负重伤,被捕了。后来经过及万福麟等诸多东北军将领的活动,才同意她出狱治疗。

  出狱后,八路军陕西办事处专门派人保护高崇德的安全,并摆脱了特务的监视,通过秘密的交通线将她转移到延安。来到延安后,高崇德枪伤复发,在八路军医院接受手术。朱老总亲自下指示,“一定要医好她,她是我们八路军的功臣。”而谁能想到,高崇德当时竟然还没有入党。

  来到延安后,高崇德改了名字。这名被和日本人追查的“军火大盗”,从此就神秘消失了。方面由于脸上无光,不好公开她的身份,这边为了保护她,也不便公开。所以,坊间都流传这位“女飞贼”是个军官太太,但姓甚名谁,没人知晓。

  身体康复后,高崇德在延安“抗大”学习,随后加入了中国。由于与丈夫聚少离多,双方最终没能一起走下去,和平分手。

  解放战争开始后,高崇德与一批东北籍的同志一起接受了组织的委派,来到东北开展工作,并参加了辽沈战役。

  解放后,高崇德在辽宁省机关工作。她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当年为八路军“盗军火”的事,身边的人也没有人知道她的革命经历。退休后,她住在辽宁省委干休所,享受正厅级退休待遇。

  老年的高崇德,脾气很大,性格也有些古怪,从来不拍照,也很少与街坊邻居交谈,终日在屋内,身边只有一个侄女陪着她。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才将埋藏在心中50多年的秘密讲出,一系列悬案才水落石出。悬案揭晓谜底,自然也引起了轰动,媒体蜂拥而至。面对侄女和记者追问当年究竟给八路军运送了多少军火时,高崇德沉思了一会说:“记不得了,也没统计过……当年我只想着能多搞到一颗子弹,就能多消灭一个鬼子,我老家就能早一天光复。”

  曾经的“民国第一军火盗贼”,虽然没有如她年轻时的愿望,亲自上阵杀敌,但却以另外的形式,在共和国的丰碑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