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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術原創少川種研發被什麼卡住了脖子

发布日期:2022-01-09 05:42   来源:未知   阅读:

  位於成都市郫都區的東林村袁隆平雜交水稻科學園。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何海洋 攝

  四川省農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德陽科研基地,工作人員在田間收取配組成功的穗子。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何海洋 攝

  作為種質資源大省和科研大省,四川擁有成為種業強省的先天硬件優勢。然而,理想與現實總有不小的差距,近年來,特別是省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以來,省委省政府和業務主管部門在部署川種領域工作時,攻克“卡脖子”技術始終是高頻詞。

  那麼,川種究竟“卡”在哪些領域、為何會“卡”,又該如何攻克?帶著這些問題,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多方走訪尋求解答。

  5月10日,當著記者的面,眉山市東坡區農業農村局農業(水產)技術推廣中心主任張繼業接打了幾十個電話,接待了來自全國各地的3撥客人,忙得不可開交。

  作為全國重要的水產種苗基地,東坡區孵化和養殖水域達到5萬畝,年產魚苗130億尾。其中,黃顙魚(黃辣丁)和斑點叉尾鮰(鉗魚)苗種產量分居全國第一和第二。

  “別看現在產業規模大,但有些核心的東西我們受制於人。”張繼業的憂心來自於哪兒?

  原因出在育種原創性技術上。張繼業解釋,從數量來看,東坡區的確是水產種苗的“大塊頭”,但這建立在五六百戶中小養殖戶(企業)自繁自養的基礎上,“說白了就是底端‘代工’的。上游的種質資源,全在人家手上。”

  以斑點叉尾鮰為例,其本是從北美引進的“洋魚”。眼下,由於種種原因,東坡區已無法購入原種。由此,也就沒有了優質的親本資源。“自繁自養意味著種群會不斷退化,因為原種純度不夠。”張繼業告訴記者,由於散戶佔主流,常年流於“掙快錢”,東坡區迄今都沒能選育出本土的優質新品種。

  沒有核心技術,后果是什麼?“不會沒種可用,但是整個產業的效益會大幅下滑。”省水產局生產處處長曾開虎舉例,下滑主要體現在生長速度的快慢等關鍵指標上。

  在業內人士看來,東坡區斑點叉尾鮰“大產業”被原種這個“小不點”牽制,不是個案。“我省核心種源(高代次)對外依賴程度較高,這在水產、畜禽和部分蔬菜領域更突出。”省農業農村廳種業發展處副處長余協中說,此前的摸底顯示,川內的蛋雞和肉雞市場已是原產歐美的白羽雞的天下﹔生豬領域,作為生豬出欄第一大省,市場份額大部分讓位於“洋種豬”(白豬)﹔部分蔬菜領域,連育苗的培養土都要搭配進口……業內人士評價,我省在部分種業領域的“卡脖子”程度,非常嚴重。

  出路何在?“加速攻關育種原創性技術,是尋求突破的唯一辦法。哪怕不能完全國產化,也能擁有自己的‘撒手锏’。”省種子站相關負責人說。

  近日,四川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提出第三批擬撤銷審定/引種備案品種,共有31個川審水稻品種擬被撤銷品種審定。柳林所經營的一家育制種企業名下的3個水稻品種名列其中。一個品種被撤銷審定,便不能再在市場上流通。

  但柳林絲毫沒有難過的意思,“撤不撤銷審定,都沒多大意義。因為壓根就沒賣出去多少。”柳林說,早在三四年前,他就已收到了“判決書”——省種子站發出的停用公告函。

  這3個農作物品種的擴繁權,是2010年前后,柳林剛剛進入育種行業時買下的。他沒有想到,十余年來,當年合計花了數百萬元買下的品種,根本就沒產生多少效益。細算下來,銷售額還沒有投入的產權費多。

  柳林的遭遇並非個案。與自身歷史比,川種在減少﹔與兄弟省份比,同樣在下降。在優質稻育種上,我省的品種選育相對於湖南、廣西等省區遠遠落后。一個例子是:“十三五”期間,審定二級以上優質稻品種中,廣西有209個,四川僅41個。中國農科院評估表明,四川水稻育種的整體實力在全國由2011年的前2位下降至目前的第8、9位。

  為啥會這樣?在省農業農村廳巡視員楊波看來,首要原因,是我省種業科研與市場脫節。

  數據顯示,我省農作物科研育種材料、人才、資金80%以上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而這些單位,更傾向於對標科研項目要求,而非市場需求。

  以水稻品種選育為例,近年來,我省育種單位未根據長江中下游水稻生產特點調整育種目標,選育的三系雜交水稻品種在高肥水條件下不耐倒伏,逐漸退出了長江中下游市場。

  “以市場為導向,龍頭企業多唱主角,才能從長遠著眼、系統性地育出好種子、解決‘卡脖子’問題。”著名油菜遺傳育種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漢中認為,從全國來看,國際國內有競爭力的種子,也大多數來自於企業。如隆平高科,雜交水稻種子已佔全國市場份額的30%,且基本為自主研發。

  王漢中解釋,種業研發、技術攻關周期長、投入大,且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但科研機構的科研方向、課題經費、起止時間都有嚴格的限制。如此,直接面對市場、更有耐心、機制更順、資金和資源更多的龍頭企業,具備了先天優勢。

  但現實是,全省現有的349家農作物種業企業中,沒有一家在主板上市,隻能從事購買或組配品種等相對末端業務。

  不對接市場需求,“蒙起眼睛”搞科研,只是我省種業研究“卡脖子”的因素之一。究其根本,還是由於軟硬件均有缺失。

  看軟性激勵,業內人士介紹,近幾年,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果轉化淨收益與職稱評聘考核挂鉤等激勵性措施,相關改革多數處於“摸著石頭過河”階段,讓不少科研人員對於基礎研究、創新性研究仍存猶豫。

  看硬件條件,我省農作物種業生產基地“五化”(標准化、規模化、集約化、機械化、信息化)程度偏低,基礎設施水平不高,旱澇保收面積不足45%。而連年制種成本不斷上升和比較效益的下降,更加重了科研單位、技術人員的猶豫心理。

  瞅著育種的最佳時間段要到了,劉捷決定不等了。轉而去了一趟武漢,在那裡,依托中科院武漢分院的設備,完成6種蔬菜的父系分子數據分析。

  去年,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不少歐美國家面臨農業勞工短缺,把部分農產品生產訂單轉給中國。也是在此背景下,成都一家蔬菜育種企業的負責人劉捷接下了一單業務:將6種原產國外的蔬菜品種本土化。其中,最關鍵的是與本土品種雜交,以提高性能。

  和誰雜交效果最好?“這需要對父系基因進行分析。具體來說,就是對父系的分子數據做分析。”劉捷說,具備這項能力的,全省隻有去年才投入使用的省農科院農作物分子育種平台。但排了一個多月的隊,得到的消息是“因為其他科研項目還沒結束,還要再等等”。

  “父系分析設備全川就這一個,的確比較緊俏。”省農科院副院長楊武雲坦言,與傳統的育種技術相比,分子育種技術針對性更強、周期更短,也被認為是攻克種業“卡脖子”技術希望所在。但一套動輒兩三千萬元的採購和建設費用,遠非規模偏小的四川種業企業能夠承擔的。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四川的科研關鍵設備和人才等絕大部分資源掌握在科研單位手上,與企業需求脫節,是當前制約四川攻克種業“卡脖子”技術的主要原因。

  “我們認真分析一下,四川這幾年在全國、業內拿得出手的品種,全部是科研單位和規模相對大一點的企業聯合做出來的。”省畜科院院長蔣小鬆舉例,榮獲2014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的“大恆肉雞培育與育種技術體系建立及應用”,是四川大恆家禽育種有限公司與省畜科院長達十余年的聯合攻關成果。其中,前者得以暢通無阻地運用省畜科院設備、人才,是該項目最終研發成功的關鍵。因此,專家們建議,如要取得種業創新的實效,首先在於補齊設備等硬件短板。

  “組織一次全省摸底,把哪些領域有可能突破,哪些領域設備不夠、技術儲備不足的,都列個清單,然后有針對性地補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漢中建議,在攻克“卡脖子”技術方面,四川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針對優勢領域集中資源補短板,是最佳選擇。

  其次,是解決“怎麼用”的問題。“現有的科研資源分布格局不會短期內改變。所以,要想辦法對社會,特別是對企業開放共享。”省農業農村廳種業發展處調研員周孝強注意到,當前各科研單位改革的重點集中在后期的成果轉化領域。但想要讓成果更新、更有用和轉化得更順利,企業不能隻守著科研單位“選果子”,還應更多參與研發環節學會“種果子”。“當然,這裡面涉及很多政策和制度層面的問題。比如,企業使用科研單位的設備、人才,按什麼標准支付報酬?成果收益怎麼分?”四川農業大學校長吳德呼吁,省級層面應盡快出台相關改革方案。

  從中國引種的獼猴桃,到成為完全本土化的奇異果,這條路,新西蘭走了上百年。

  1904年,新西蘭一位教師,從中國帶回了獼猴桃的種子。5年后,新西蘭就以龍頭企業為依托,開始該品種的本土化進程。其間,雖經歷波折,但本土化這條路一直堅定前行。

  例如,為迎合北半球的水果消費習慣,新西蘭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著手早熟品種研究。1977 年至1992年,新西蘭在結合中國品種的基礎上,與自身研發的父本相結合,成功研發出了成熟期提前3周的黃肉品種 Hort16A,暢銷世界至今。

  雖然不是原產地,但是面向市場的本土化研發,讓新西蘭掌握了獼猴桃繁育的關鍵技術和關鍵環節。即便是面對獼猴桃原產國中國的挑戰,新西蘭依然牢牢掌握國際高端獼猴桃市場。